“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者,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据可查的,”周赫煊笑道,“早在100多年前,日本志贺岛就有个农民,发现了一枚金印,上面刻着‘汉委奴国王金印’,这个印章现存于日本的博物馆内,总不会是我造假吧?中国还是很讲礼节的,觉得‘倭’字带有侮辱性质,在给日本国王赐印时特意用‘委’字。而‘倭奴国’改名为‘大和国’,同样是因为当时的倭奴国王觉得很没面子而已。如果你还对‘倭’字有异议,那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中国的《论衡》、《后汉书》等古籍。”

    田中健三郎不知该如何反驳,憋闷得脸色发青。

    “至于日本人借种,那也是有迹可循的,”周赫煊先念了一遍汉语原文,接着又翻译成英语,说道,“中国宋代周辉的《清波杂志》记载:倭国一舟漂泊在(宋)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日本)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中国)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从这些文字就可以看出,日本在宋代就有‘借种’的传统。”

    “那是污蔑,”另一个日本学生反驳道,“《清波杂志》不是正统古籍,那只是民间野闻而已!”

    周赫煊笑道:“那我们就说说近代吧,中国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先生,曾经写过一首诗: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这首诗里的‘谋种’,就是《清波杂志》里的‘度种’,也是我所说的‘借种’。在日本明治时代,伊藤博文提倡优化种族论,认为黄种人孱弱不堪,不及白种人甚远。他当首相以后,立即实施‘谋种’政策,凡是欧美白人来到日本,就鼓励日本女子与其野合,以改良日本种族。这个事情不需要翻阅文献,你们回家问问自己的祖父祖母就知道。”

    那些日本留学生都很愤怒,但周赫煊摆事实讲道理,他们根本无从反驳,一个个气得直发抖。

    欧洲学生则感觉特别新鲜,他们对日本没有太多了解,听周赫煊这么一说,都认为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特别奇葩——居然还有国家领袖主动号召外国人给本国男人戴绿帽的?

    周赫煊继续说道:“‘借种’这件事情,其实反映了日本的民族性。他们一直自卑,一直想要变强,为了变强而不择手段。我们继续从日本的‘遣唐使’说起,如果说‘借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真正借种,那么‘遣唐使’就是科学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借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