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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虽然说是中学高级语文教师,但是能在包头一流的小学教高年级语文她还是有压力的,她很需要也很珍惜这份工作,因此,她想得到上上下下的认可。想想乌盟来包头陪读的女人们可怜得都干着怎样的活?不是饭馆的早点工就是旅店里的清洁工,像王淑芳那样能自己开食宿班,自己既当老板又当厨师的能有几人?

    她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同学那热心的弟弟,把自己并不抱多大希望的一次请求当作重要的托付,真心地为她寻找工作的机会。她感谢那推荐自己去哈达道小学教书的未曾谋面的孙校长,这是多大的信任?她感谢那总是带着真诚微笑的马书记,她感谢那当着校长的老乡。他们没有听她的课,仅凭孙校长的介绍和自己的一个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的证明就接纳了她。安静来包头是陪读了,她没有必要拿着职称证,那是她这辈子的一个重要证件,她怎么能随便带在身上?而是一个党员上岗工作的胸卡来的时候顺便在包里带来了。当时,在郝校长面前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和职称,她拿出来了。

    “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安静觉得别说为了挣钱,就是为了这份信任也该竭尽所能地教书了。人生在世能被人信任和认可这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

    安静觉得有太多的人情、太多的信任压在她的肩上,也藏在她的心中,这哪里只是打一份工、挣一千块钱的事情。还没有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她就觉得肩上已经沉甸甸的了。更何况还有台下那五十多个学生,学生背后还有一百多名家长呢?如果再加上孩子们的祖父祖母和外祖父外祖母,那孩子们的家长应该是三百多位了吧?五十多名学生,三百多位家长,再加上马书记和郝校长,推荐她的孙校长和同学的弟弟,有多少人关注她、信任她、帮助他,只有安静的心里知道。

    何况安静还要争一口气,为乌盟人争一口气呢!

    上个世纪八jiu十年代,有多少农民远走他乡举家迁移到城市打工?安静不是社会学家,没有做过统计,她只知道自己老家那个生养她的小村,原来是一个三百多户近两千人的不小的村庄。九十年代末只剩下三十多户七十多口人了,其中都是老弱病残。她的大哥和大嫂五十多岁了在村子里还是最年轻的人。一叶知秋,管中窥豹吧,可以看出走出去的人有十分之九吧?当然,这十分之九中也有一少部分是考上大中专走向城市工作的农民中的优秀儿女,这些人也在城市安家落户,他们现在在城市不是上层社会的政要名流,也是中层的科技人员或学者专家了。但这十分之九的人中大多数是涌进城市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身无分文,两手空空,两个肩肩挑了一张嘴,携儿带女来到城市,生活在最底层,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流血流汗流泪地养家糊口。也有一少部分人偶尔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坏了乌盟人的名声,让城市人鄙视乌盟人。在呼和浩特、二连浩特、乌海、东胜、包头,山西的大同,再远一点的有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更远一点的有在广州、深圳、海南的。乌盟人遍布祖国各地、大江南北,他们在这些城市中有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有的却是政府部门的高官或者学院里的学者专家。比较出名的是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三峡工程总指挥贺恭,笑星乌利平----------这些人给乌盟人争了光。可是那极少部分的好吃懒做、鸡鸣狗盗之徒却给乌盟人落下个“澳门人”【也就是撬门偷人家东西的人】的坏名声。因此,包头人对乌盟人有偏见,至少有一部分人对乌盟人有偏见。那些不争气的乌盟人为乌盟人蒙羞。所以,安静还想通过渺小的自己以微薄的努力为乌盟人争光争气。

    安静应聘的那天下午,当她见过马书记和郝校长被聘用通过后。在马书记的办公室里,马书记打电话叫过那个她接替的五年级一班的语文老师。马书记的办公室的门轻轻地敲了几下,马书记说了声进来之后,随即进来一个腆着大肚子的孕妇。马书记介绍后,安静知道她叫魏芳,是原五年级一班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安静和魏芳几乎是同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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