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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丈夫刘洋就是一个公务员。在中国当一个捧着铁饭碗的公务员还是不错的。农民们也常常教育自己的子女：好好念书，好好学习，不要像我们一样，一辈子在土里刨闹，也不要东一程西一程地到处打工，城里人不拿正眼看你。哪怕挣二分钱也当个稳稳当当的国家工作人员，捞个一辈子砸不乱的铁饭碗，旱涝保收。
安静的丈夫，刘思祺的爸爸，他是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专生，毕业后分配到乡政府工作。农民的儿子能在神圣的乡政府工作他并不感到委屈，他的父母感到无上的光荣。两位老人觉得自己脸上有光，给祖上争了气，所以，一定要给儿子找一个学历工作相当的对象。尽管儿子毕业分配到乡政府工作已经五六年了仍是一名无名小卒，可是他们一直没有降低过自己的要求。然而，分配到乡政府工作的女干部实在是少之又少，即使有那么两三个，也都找镇内工作的，干部家庭的，镇内有房的小伙子。他这农民的儿子，乡村工作，镇内没房子的中专生可不是有工作的姑娘青睐的对象。乡干部处于农村与城镇的边缘地带，也许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安静师范毕业回来了。
安静是民代师范毕业回到乡村中学任教的。她是农民的女儿，高中因病辍学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病好后，她成为一名乡村民办教师，一个行政村学校一所完全小学七个民办教师中唯一的一个女教师。她从小干过农民春种秋收的每一样苦活儿，累活儿，脏活儿，也目睹了父母大半辈子的艰辛，因此，她不想当农民。十八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从死亡线上挣脱过来以后，她就彻底想明白了：既然人活在世上有各种活法，既然有可能脱离农村，有可能改变命运，为什么不勇敢地闯一闯？既然阎王爷没有收走她，就应该为以后活着的自己努力一把。于是，她在五年乡村教书的日子里始终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她白天教书，晚上学习，晚上十二点之前没睡过觉。五年时间，她每天迎着朝阳充满希望地去学习，披着晚霞回到父母营造的小屋。昼夜交替，寒暑易节，岁月在清贫和寂寞中流逝，信念在日出日落的轮回中增长，知识在时光的流逝中沉淀。终于，在她教书的第五年，在她二十五岁的盛夏，她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师范学校。从此，命运有了转机，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
安静在二十七岁的那一年，她怀揣着师范毕业证，教育局人事股的介绍信，财政局的工资关系等一系列的证件回到了乡村中学。在庞大而森严的社会结构中，人不能证明自己什么，只有用时间，汗水再加上金钱，取得了一个个证明自己各种社会属性的证件，才有资格进入社会结构中。十几年的奋斗也只是从她当年读书的乡村中学的讲台下走到台上，从乡村中学的学生成了乡村中学的老师，一步之遥奋斗了十几年，完成了学生到老师的角色转变。二十七岁了，她开始考虑情感的归宿了。她知道：城镇有好工作好家庭的青年男子是不会青睐自己的，同样，大学毕业分配到城镇的农民的儿子，宁可找一个家庭好哪怕工作差的姑娘也不愿意找自己这样的作为结婚的对象。少女时代对爱情的玫瑰色的幻想，随着岁月的风云一起流逝，剩下的只是理智的分析和推理。对爱情的朦胧幻想，激情，冲动变为现实，平静和淡然。
于是，他们初中时的班主任当了月下老人，为他们牵线搭桥，安静和刘洋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安静觉得他们是那样的般配：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女，他们都具有中专和师范这样的中等学历，他们一个是乡村干部另一个是乡村教师，况且他们还是初中的同学。
他们二十七岁入冬飘雪的时候订婚，二十八岁瑞雪纷飞的隆冬典礼，三十岁那一年硕果挂满枝头的日子，安静生下了女儿刘思祺。
岁月匆匆如白驹过隙，一睁眼十八年过去了，女儿从襁褓中的婴儿长成了亭亭玉立十八岁的少女，要上高中了。女儿离家的前几日，他们已经感到血肉相离撕扯般的疼痛。疼疼地，痛痛地，有太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