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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人把乌盟人称作是澳门人。这是包头人对乌盟人深恶痛疾的嘲讽和鄙视，乌盟人有时称自己是澳门人那是自我嘲讽。澳门人，其实就是“撬门人”，“撬”的谐音是“澳”。包头人说乌盟人常常撬包头人的门，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因此，包头人对此是防不胜防、深恶痛疾。凭心而论，包头人冤枉乌盟人吗？不，是有那么极少部分漂泊到包头的乌盟人，他们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愿流血流汗地劳动，经常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损害了全体乌盟人的形象。说乌盟人全是澳门人吧，的确是极大的偏见和天大的冤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乌盟人是勤劳、善良、本分、吃苦、忍耐的，他们来包头干着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儿，像一滴水一样融入包头，建设着包头，服务于包头，他们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在这里挣钱、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买房置产，娶儿聘女，大多数人在这里扎稳了根。有一少部分人还跻身于包头的上层社会；经商做买卖的，成为大款巨富，让包头人也尊敬和羡慕。
包头作为一个中型城市有十几万的乌盟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迁移呢？这是有一定的历史缘由的，任何现象绝非偶然。
清朝末年到解放前近一个世纪，人口有一次由内地到北部边疆的大迁移。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些中原地区破产的无家可归的农民，陆陆续续举家北上或者一人闯荡到北国寻求生路。一部分漂泊到东北，也就是“闯关东”；一部分流浪到内蒙，也就是“走西口”。“闯关东”的人们大多数是山东人，所以东北人现在仍然保持着山东人的生活习惯，比如煎饼大葱蘸酱，也保持着山东人乐观豪爽的性格。“走西口”的人大多数是山西人，因此内蒙人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山西人的生活习惯，比如爱吃面食和醋，也保持着山西人吃苦节俭的性格。
呼市和包头是内蒙的两大城市，自然呼市和包头在解放前就有很多山西人。这是呼市和包头第一次大规模涌进的山西人。当然，乌盟各地的汉族人也大多数是迁移过来的山西人。
第二次人口大迁移是改革开放以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上世纪末，又有大批的乌盟人迁移到包头和呼市。当然迁移到呼市和包头的人不仅仅是乌盟人，乌盟人也不仅仅是迁移到呼市和包头。全国各地人口大规模地向南方迁移，迁移到广州、珠海、海南的人大多数中原人。清朝末年到解放前人口的迁移一直是由南向北，文化重心在北方，而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北部人口大规模向南迁移，文化重心向南转移。前者是农业时代，人们追逐广阔的土地；后者是工业时代，人们追逐的是工业化商业化的城市。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上世纪末，正是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农村土地大量开垦，过度开垦耕种，城市急剧的工业化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于是土壤沙漠化，植被减少，连年干旱。农村、农民、农业破产。农民们锁好门窗，堵住门窗，拖儿带女，告别家乡，手握着空空的拳头，怀揣着梦想举家迁移到各大城市。乌盟人大多数迁移到呼市、包头、乌海等地，迁移到包头的最多，因为包头是草原钢城，有着巨大的钢铁工业，有许许多多挣钱的机会。
来包头的乌盟人大多数是勤劳、善良、本分、吃苦、耐劳的，他们能弯下腰、低着头、咬着牙、流着汗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默默地劳动挣钱，他们多数是建筑工地的泥瓦工、木工、水电工、油漆工，应该说包头一栋栋的高楼大厦是乌盟人建起的。从建筑到装修，从水暖到家政，从打扫到搬家，一系列的服务之后，包头人住进了高楼大厦。当然，包头人也没有亏待这些乌盟的农民工，包头人也养活了无数的乌盟人。他们还有饭馆的服务员、旅馆的保洁员、商场和超市的售货员，也有送水的、扫马路的、修自行车的、卖菜的－－－－－－－－－－－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着包头，服务于包头，包头也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他们。但是，也有极少部分的乌盟人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干些偷鸡摸狗的事，伤了包头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