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渔场的损失，沿海各领地就事实上基本处于孤立状态。
但更要命的是，以前平叛的主力，哥萨克骑兵，如今却成了反叛的骨干，三年来裹挟大量流放犯，不断袭击各定居点，导致鲁西亚移民纷纷逃离该地区。
之前的高压和残酷，如今显示出严酷的结果，反叛者作战勇敢、宁死不降。
克服交通不便调集的两千正规军根本无济于事，新到的哥萨克骑兵私下里和同胞勾结，完全是出工不出力；而因为机动性的落后，步兵则无法聚歼叛匪。
三年下来，除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外，只有鄂霍茨克、阿扬勉强修复了秩序，其它地区则沦为法外之地。
所幸，东西伯利亚的环境恶劣是一视同仁的，如今叛匪也坚持不下去了，从1858年春季开始，要么北上逃亡，要么只能接受招安。
在1857年新上任的伊尔库茨克和东西伯利亚总督普嘉廷的怀柔政策下，东西伯利亚终于开始恢复秩序。
但经过战争和叛乱，原本十万冒头的人口，如今只剩下几万人而已；粮食输入则严重依赖于外部输入；财政也早就崩溃了，全仗圣彼得堡支援。
伊格那提耶夫是1856年10月离开的欧罗巴，当时谁也没料到，之后的东西伯利亚情况会如此严重。
想到这里，他苦笑了一下，“如果早预料到这样，那宫廷会议的结果估计会更加不利。”
当时大部分贵族都不愿在战争刚刚平息后就发动冒险，但幸亏新任的外事大臣戈尔恰科夫站了出来：
“没有不带刺的玫瑰。况且，不弯下腰就捡不到蘑菇。”
戈尔恰科夫认为，“既然帝国迟早要回到世界舞台，那于欧罗巴以外在远东另辟蹊径也无不可。毕竟，对手可比英佛等国虚弱的多。”
不过，戈尔恰科夫也同意“不要过分刺激英吉利人”，因此出使的主要目的是“手段灵活地寻求帝国在东方的空间”。
1857年4月，当伊格那提耶夫到达香江后，他欣喜地发现，英吉利已经与唐人开始交战了。
果然，在表明鲁西亚并无联手唐人之意后，英人的敌意大减。
随后自己到处打着调停的旗帜，和米人特使列卫廉一起左右逢源，最终在“亚罗号战争”中捞到了不少好处——除了没有战败赔款外，鲁米两国在1858年《津门条约》中得到的利益与英佛一般无二。
但美中不足的是，英吉利人依然对鲁西亚存有一定的警惕，居然将阿穆尔河口的庙屯列为六大通商口岸之一。要知道，唐人的庙屯就是帝国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这可是以已故皇帝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
自己苦劝之下，英吉利特使额尔金依然不肯松口，甚至当着列卫廉和佛兰西特使格洛斯的面，讽刺自己贪得无厌，“在虚弱的时候，北方的熊仍旧不忘盯着别人的猎物。甚至在被给予一定食物后，依然保持着依旧的贪婪！”
可恨，因为之前“北太平洋和中华海探险考察船队”参与堪察加军势运输的事，受到英吉利警告的米人不肯公开支持自己，而佛兰西人又全面倒向英吉利，自己落入孤掌难鸣的境地。
见势不妙，当时自己只好退让，连阿穆尔河中下游的通行权都共享出来——反正是慷唐人之慨，又没损害到鲁西亚的利益。而远东荒僻，想必其它国度没有多少精力关注此地，等时间一长，此地
必然彻底落入鲁西亚的掌握。
想到此处，伊格那提耶夫对帝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普嘉廷很是不满——他早就发信要求普嘉廷果断采取行动，趁着亚罗号战争正酣的大好机会，筹集重兵在阿穆尔河中下游对唐人施加压力，这样才能配合好自己的外事行动，从而狠捞一笔。
但普嘉廷这个造成鄂霍茨克区舰队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