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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延二年二月（1861年），乃辛酉革新之年，故改元“文久”，其语出自《后汉书?谢该传》，取“文武并用，成长久之计”之意。也就是说，当时京都小朝廷已经有了武力攘夷的决心。
因此，文久二年（1862年）二月十一日家茂与和宫大婚后，如何公武合体、进而怎样武力攘夷，这两点就成了幕政的重中之重。
公武合体也还罢了，但关于武力攘夷，其实小朝廷和幕府的观点是大有差异的：
扶桑皇帝和大多数公卿，想的是将西洋人彻底赶走，将扶桑重新变成王道~乐土；
而幕府对西洋诸强了解颇多，知道一口吃个胖子不现实，因此只是期望“收拢人心、整顿武备，然后遏制洋人得寸进尺而已”。
这两者的观念差距如此之大，自然为公务合体一事埋下了隐患。
但在文久二年（1862年）时，这公武合体的前景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幕府重臣们都在为此积极谋划。
而此时的西洋诸强，全都被1861年4月爆发的米人南北之战所吸引，哪还有心思关注远东偏远岛国的内政，因此扶桑诸使节没啥压力，粗心之下也并未发现此时的异样。
和历三月二十八日，将要离任的米人公使哈里斯，在老中安藤信行的安排下，拜见了新任公方样家茂。
按理说，将军新任后接见外国使者，这是题中应有之意。
可问题是，造成幕府如今权威大降的祸根就是开国通商，而安政五年（1858年）的第一份通商约定就是哈里斯一手促成的，此人是罪魁祸首啊！
因此事后有人弹劾安藤，认为其“欺主媚外”，结果好么，四月十一日安藤的老中被罢免。
直到此时，老中首座久世广周才愕然发现，中枢对他和安藤不满的人居然这么多！
人贵自知，既然云“贵”，那就是难以做到了，因此久世、安藤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基本上可以用“众叛亲离”来形容。
直秀此时还在江户，他听到此消息也很愕然：
因为他的乱入，文久元年（1861）二月到八月的对马事件并未发生，怎么安藤还是落入这般田地了呢？
按理说，没有鲁西亚强占对马岛的咄咄逼人，主持外事的老中安藤也没有因此受到广泛非议，那他的位置应该稳固许多才是，可如今安藤却依然被罢免了，这真是古怪。
外事不明可以问英人箱馆知事约翰，这内事不明嘛，那就只能靠打听了。
结果留守居堀利坚和小栗忠顺退隐的老爹忠高告诉他，这不是很正常嘛：
第一，公务合体为何如此大的声势啊？
除了齐昭一系的推动，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万延铸币的锅嘛。
万延元年（1860年）五月，幕府铸新币，导致银价剧跌，近畿和西国无数人受损，诸多谱代大名、外样大名因此和幕府离心，这事不正是是久世、安藤主持干的嘛。
第二，小朝廷一直能打着坚决攘夷的旗号疯狂捞声望,说到底，还是安政六年（1859年）六月对外通商后民不聊生，因此谁攘夷谁就能得到民间支持。
可同样是万延元年，幕府在六月、十二月分别与佛朗基、普鲁士签署了新的通商约定，这不是自
毁根基么。
尤其是最近，这批评没有敕许就签约的声音又高涨起来。
而这是齐昭一系对抗政敌的大义之所在，眼看公武合体在即，自然没有人愿意站出得罪眼看要翻身的他们，甚至还有人主动投靠，推波助澜指责幕府在敕许事上一直“大不敬”！
直秀听了后一脸问号，当年这些决策可不是久世、安藤两人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