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漕粮漂失包赔，由“同帮公摊”就是一句空话。参与漕运的船户需三年一轮换，帮内的众人都有参与权，体现公正，所以帮内的船户都很认可、信服。
另外常传明颇懂医术，他也时时为帮众治病施药，他还在扬州的运河码头建立了一所慈善堂，供奉船家神灵，当第一年漕运结束、第二年漕运未开启时。水手就吃住在这里，后来帮众越来越多了，慈善堂就沿河修建了五十多处。这这些庵堂由“各水手每年攒出银钱，供给养赡”，当一年漕运结束，“冬日回空时，即在此内安歇，不算房钱”，还有“饭食供给余剩，即留为沿途有事讼费之需”。这些庵堂外都置有田地，一来供养看守庵堂的教徒，二来也作为水手死后的墓地。罗教信仰使漂泊途中的水手，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其庵堂更能为水手提供实际利益，水手们自然相继加入帮会。
大运河上的舵工、水手走过了一个从漂泊无依，到抱团取暖，成为船帮的过程。一批无产者为求生存当了船工，后为了获得一点保障，就拜师入堂。在这个基础上，水手行帮之船帮脱颖而出，将水手们结集在一起，向官府索要更高的薪酬。
常传明此时已经年过五旬了，水里来雨里去，掌管扬州船帮已经三十年了，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变强壮一样，扬州帮就是他的一辈子的心血，更是他的 骄傲。现在扬州船帮以有五千之众，养活就两三万人，现在自己主持着帮里的一切，对内可以说能做到不偏不倚；对外无论是对官府还是对同行，都能应对的游刃有余，最大程度到为帮众争取权益和利益。所以帮众兄弟也是同气连枝，异常团结；对他也愈加信服了，基本唯他马首是瞻了。
常传明此时已经察觉到了船帮遇到了巨大的危机，自打铁路修建以来，他就觉得东京到杭州的漕运，十年之内必将一落千丈了。他现在已经是家财千万的巨富之家了，完全可以全身而退了。但是想想帮里的人连同家属几万人还要过活，自己也得给他们谋条出路。
同时他也决定让帮里杨军师带着他的儿子去东京，和朝中熟稔大臣通通气、探探风，即使把握朝廷在漕运方面的政策调整和变动，已提早找出应对之策。再去汴梁船帮走访一番，听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互通有无。现在毕竟大家都是同气连枝，也是同病相怜。更得集思广益、共谋出路。于是他就给相关的人等写了信，然后就叫过军师杨奉龙和儿子常益林，仔细吩咐了一番，又把信交给儿子，让他们去东京，按照他刚才的嘱托去办理。他还让常益明一行人乘坐火车前往。